揭秘中西部首个检察简史展览馆之《中国篇》


(中国篇一角)


 (中国篇一角)

1.中国古代御史制度


 
 
近代以前,我国有着一套独特的法律监督体系,其代表是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御史制度。然而,御史制度内容里的行政监察和司法弹劾不分,纠察与审判不分,同现代检察制度还是泾渭分明的。
之所以要介绍古代御史制度,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血脉相通的,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御史文化,近代的检察官制则会缺乏适应性的制度依托。近代中国检察官制既不是西方制度的复制品,也不是历史的简单复归,它反映的是社会制度的变迁。


秦:御史制度的产生


 
(秦始皇)

中国的讼诉制度雏形始于东周,近似今日的公诉制度发端于秦朝。那时已有“公室告”与“非公室告”之分。秦汉时的诉讼分为两种。一种是当事人或亲属向官府告发,类似于自诉;另一种是官吏代表国家进行纠举,类似于公诉。御史制度由此而生。


汉:御史监察职能的强化


 
(汉武帝刘彻)

 
(三公九卿制)

汉承秦制,并形成了在中央以御史大夫为主的专门监察体系。汉武帝时,以十三部刺史取代原监御史之职,作为固定监察官直属御史中丞,各部刺史根据汉武帝手订的六条问事,对所属各郡进行监督。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建立“三公”制,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原来的监察职能逐渐被其副手御史中丞所取代。御史中丞缘此成为专门负责监察的最高长官,御史府也从中央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组成了专门承担监察职责的御史台,与地位显赫的尚书台、谒者台并行,称为“三台”。刺史制和御史台的出现,标志着秦朝确立的御史制度发展到东汉时代已经基本成型。


魏晋南北朝及隋朝


 
(隋文帝)

魏晋南北朝时,御史台不再隶属于少府,而由皇帝直接领导,权势空前高涨,御史号称“天子耳目”,权威显赫。自魏以后,随着监察权的扩大,开创了御史台“风闻弹劾”的恶劣先例,御史台对于百官的监督只需要听到有那么回事而不需要调查,就可以进行弹劾并且不承担错误弹劾的后果。
隋朝汲取了魏晋南北朝时分裂割据的历史教训,充分发挥中央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实行三台并立,把原基本由御史台承担的职责分别交给御史台、谒者台、司隶台三台共管,各司其责。


唐:御史台三院制的创设


 
(故唐律疏议)


 (吐鲁番出土唐律残片)

唐朝御史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为台长(亦称大司宪)。内部以三院分职:台院,为御史台本部,主要负责监督中央官吏,弹劾文武百官的犯罪行为;殿院,主要负责监督朝仪、朝会等;察院,主要负责对中央六部和地方州县官员的监督。由此可以看出,御史的第一职责是纠察文武百官的犯罪。比如唐朝开创的会审制度,每遇重大案件,由大理寺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上丞共同审理,史称“三司推事”,后来演化为明清时代的“三法司”。

宋元:台谏制度的变革


 
(台谏制度)

宋代御史制度在制的基础上稍有变化。宋初在御史台之外又新设立一个监督机构名叫“立谏院”,其谏官由皇帝亲自选任,宰相不得荐举,所以宰相也属于“立谏院”谏官察举的对象。为防止监督权的滥用,后来又实行了台、谏合一制。宋代由于兼官之风盛行,少有专职监督官员,从实质上削弱了御史的监督作用。


明清:御史制度的终结


 
(都察院官制)

明朝御史制度的主要变化,是洪武十五年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为最高长官,下辖直属机构和内外御史。内御史是指在当时的十三道布政司(行政区划)分别设置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外御史是指总督、巡抚等。明朝不定期地派御史到各地进行监督检查,称为巡按御史。明朝还将宋代沿袭下来的“给事中”用于钳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权力,在六部各设给事中一人,“掌稽查六部百官之事”。
清朝是御史制的终结时期,其发展和变化主要有:一是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称为“台谏合一”。二是在都察院管辖下设立十五道监察御史,分察地方,称为“道御史”;而都察院内给事中负责察举中央各科,称为“科御史”,合称“科道制”,形成了直属皇帝的统一监督体系。三是清末司法改制后,将都察院原具有的诉讼监督职能从都察院中剥离出来,移入了新成立的检察厅,这时的都察院仅仅是作为行政监察机构,而不再具有司法监督职能。


2.中国近代的检察制度


我国在清德宗设检察厅以前,无所谓检察制度。史乘所载,虽谓侍御史职司纠举百僚,推鞫狱讼,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司刑狱。但一方检罪犯,一方又审理罪犯,是检察与裁判之职责集于一身。与今日之检察官,不得兼审判官者,绝不相侔,故可谓我国往古无检察制度。


——刘钟岳(民国时期学者)


清末改制


 (大理寺)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肇始于清末变法修律。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为“仿行宪政”,开始按照司法与行政分离的原则,实施司法体制变革。改刑部为法部,专任司法;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同年末颁布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凡大理院以下审判厅、局均须设有检察官,其检察局附属该衙署之内。检察官于刑事有提起公诉之责;检察官可请求用正当之法律;检察官监视判决后正当施行。”中国近代的检察制度由此诞生。


民国北京政府检察制度
 
 


(清末《法院编制法》)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政府承袭了清末立宪改制后的司法制度,检察机关设置仍沿用清末《法院编制法》,在中央大理院设总检察厅,各省、道(商埠)、县分设高等、地方和初级检察厅。因北京政府财政经费拮据,1914年改四级三审为三级三审制,恢复县知事监理司法的旧制,全国2/3的地方审检厅和初级审检厅因此被撤销。1917年后虽然恢复了四级三审制度,但在第四级审判衙门——地方分庭或司法公署并未配置检察机构,仅在分庭内部设置检察官,各县司法公署仍由县知事监理检察事务。这种机构建制至1928年南北政权更替未发生大的变化。


南京国民政府的检察机构


 
(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旧址)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下令裁撤各级检察机关,实行“审检合署”,检察官配置于各级法院内,并独立行使其职权。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各地审检厅陆续改组为法院,原检察长改称各级法院首席检察官,并设立检察处,作为检察官及办理检察事务的书记官的办公处所。最高法院则设立检察署,置检察长一职。南北统一初期曾增设县法院,并配置检察官,设立检察处。1932年公布的《法院组织法》改四级三审制为三级三审制后,县法院被裁撤,检察权的行使相应也分为三级,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覆灭。

3.人民检察制度史
人民检察制度,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的独特创新和理性设计。它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尤其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借鉴中国古代的权力监督观,学习、移植苏联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建设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法制建设实践,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储备和路径选择,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检察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人民检察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而独特的路径选择,也是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从瑞金启航(1931-1937)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革命政权需要革命法制来捍卫。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机构,确立了包括检察制度在内的人民司法制度。人民检察植根红都,这是人民检察事业的光辉起点。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成立,1934年2月,成立最高法院,董必武任院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最高法院内设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1人、检察员若干人;省裁判部设正、副检察员各1人;县裁判部设检察员1人;区裁判部则不设检察员。检察人员主要负责预审和刑事公诉工作。


 (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旧址)

1937年2月,中央政府主席团决定,省,县两级裁判部设国家检察员,最高法院设国家检察长和检察员,国家检察长和检察员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

战火纷飞的岁月(1937-1949)

在各抗日根据地,随着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法制的建设,检察制度也有新发展。这一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基本上实行的是审检合署,在法院内设检察处,配备检察人员。包括检察机构在内的司法机关的设置以抗日根据地的实际状况和需要为依据,以简政便民为原则,实行政府领导司法机关的体制。


(毛泽东给黄克功案的审判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

1937年10月,在黄克功案件的审理中,胡耀邦作为检察机关代表,与徐时奎、黄佐超作为公诉人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1941年4月,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建立与各级行政委员会和同级法院平行的各级检察委员会。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检察制度中的体现,是人民检察史上的一项制度创举。

1946年10月,制定了人民检察史上首部关于检察工作的单行法规——《陕甘宁边区暂行检察条例》。在检察体制上实行审检分立,高等检察处受边区政府之领导,独立行使职权。


(解放战争时关东地区检察署的办公旧址)

与人民共和国相伴而生(1949-196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且制定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为创建新中国国家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改“人民检察署”为“人民检察院”,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下“一府两院”的国家体制,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确立了检察机关的垂直领导体制,选举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建国后的人民检察,确立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一府两院”的国家机构体制基本定型;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职责范围逐步形成;检察机构和队伍比较完整、系统地建立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检察(1966-1978)
 

(毛泽东主席批准撤销最高人民检察院)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尤其是检察制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空前的劫难。

从1949年到1968年,新中国人民检察制度建立不到20年,检察工作就经历了许多风雨,有“三起三落”的说法。

第一次是在1951年冬季的编制会议上,有人提出检察工作“可有可无”,应予裁减。第二次是1960年秋季精简国家机构时,康生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第三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检察机关被撤销。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7年10月,在征集修改宪法的意见中,全国各地、各部门纷纷提出“重新设立人民检察院”的建议。

1978年3月,叶剑英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指出:“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进程中遭遇严重挫折的历史启示我们:人民检察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忽视检察工作甚至取消检察机关,都意味着对法制的削弱和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的时期,正是我国法制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时期。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才能更好地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挥“护法”作用,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检察(1978-至今)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吹响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号角,人民检察制度重新走上了全面发展之路。


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检察工作


1.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检察工作(1978-1983)

 •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


 • 公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 平反冤假错案


 

 • 从重从严打击罪犯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旧址)


(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系统表)

五届全国人大期间,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在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提出的“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障民主、加强专政、实现大治、促进四化”的新时期检察工作方针。

全国县以上都成立了人民检察院,有了一支116000余名干部、司法警察的检察队伍,基本上担负起了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检察机关的工作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1980年、 1982年和1985年三次精简整编,军事检察院按三级设置。1980年4月成立了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筹备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全国设立三级铁路运输检察院。全国各级铁路运输检察院于1982年5月1日正式办公。


2.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检察工作(1983-1988)

 • 严惩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


 

 • 法纪、控告申诉检察工作
 

 • 第一次“严打”斗争


 

 • 队伍和机构建设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现场)


(1985年全国检察长会议)

1983年6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易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六届全国人大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各级专门人民检察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严格执行法律和政策,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积极开展各项检察业务,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7年4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厅改为控告申诉检察厅,主要受理公民向检察机关提出的有关刑事案件方面的控告和申诉案件。同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纪检组成立。

1988年3月8日,全国检察机关第一个举报中心——深圳市经济罪案举报中心在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成立。


3.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检察工作(1988-1993)

 • 把犯贪污贿赂斗争作为检察工作重点
 

 • 举报工作


 

 • 检察机关为经济建设服务
 

 • 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开创民事行政监察工作
 


 
(1990年举办的全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展)

1988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复之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七届全国人大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检察工作在改革中前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把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检察工作的重点。检察机关按照“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突出开展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加强了查办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渎职犯罪的工作。

1992年5月4日至9日,第九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召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机构改革“三定”方案,198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原一厅改名为刑事检察厅,原二厅分设为经济检察厅和法纪检察厅。

1989年,经济检察厅更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原三厅改名为监所检察厅。这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增设了民事行政检察厅、技术局、干部教育局、计划财务装备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等机构。198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监察局。


4.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检察工作(1993-1998)

 • 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
 

 • 第二次“严打”整治斗争
 

 • 加强队伍建设,坚持“两手抓”
 

 • 认真做好“两法”修订后实施的准备工作
 


 
(反贪污贿赂总局)

1993年3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张思卿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专门人民检察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严格执法,狠抓办案,加强监督”的工作方针,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全面开展各项检察工作,为维护稳定,推动廉政建设,促进依法治国,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检察机构设置有了新的变化,199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反贪污贿赂总局,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工作步入专门化、正规化轨道。截至1995年底,全国有28个省级检察院,296个分、州、市检察院和1283个县、区检察院建立了反贪局。


5.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检察工作(1998-2003)

 • 开展集中教育整顿,加强队伍建设
 

 • 第三次“严打”整治斗争
 

 • 查办职务犯罪大案要案
 

 • 标本兼治,预防职务犯罪

 

 


(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教育整顿工作会议)

1998年3月1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韩杼滨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全国检察机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九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精神,坚持“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检察工作方针,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检察工作整体推进,全面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8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治理司法腐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针对队伍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历时近一年的集中教育整顿,制定了“九条硬性规定”等有关制度。

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刑事检察厅分设为审查批捕厅和审查起诉厅。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职务犯罪预防厅;将原控告申诉检察厅分设为控告检察厅和刑事申诉检察厅;将审查批捕厅更名为侦查监督厅,将审查起诉厅更名为公诉厅,将法纪检察厅更名为渎职侵权检察厅。


6.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检察工作(2003-2008)

 • 开展主题教育,规范执法行为

 

 • 深化检察改革
 

 • 查办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反腐斗争

 

 •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2003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贾春旺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届全国人大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为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要求和宪法、法律的规定,确立了“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提出了“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总体要求,以此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工作。履行查办职务犯罪职责,在注重“务必搞准”、不断提高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加大办案力度。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纪律作风建设。坚持把队伍建设作为战略任务常抓不懈,以公正执法为核心,以专业化为方向,努力建设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检察队伍。


7.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检察工作(2008-2013)

 • 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
 

 • 更加注重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 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 深化检察改革
 

 • 强化高素质队伍建设

 

 • 强化诉讼监督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008年3月1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曹建明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尤其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相关会议决议,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反腐倡廉的新期待,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要积极投入平安中国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深入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恐怖斗争,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暴力恐怖犯罪。

二要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力度,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严肃查处各类职务犯罪的同时,健全职务犯罪举报、查处机制。拓展人民群众举报腐败犯罪的渠道,构建来信、来访、电话、网络“四位一体”举报体系。

三要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制定《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健全检察环节错案发现、纠正、防范和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刑事诉讼监督。

四要立足检察职能,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积极服务经济发展,围绕公共资源出让、国有企业改制、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治理商业贿赂工作。

五要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公正廉洁执法水平,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突出为民务实清廉主题,着力整改“四风”和执法司法突出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梳理各方面意见建议,制定87项具体整改措施,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控告申诉难等14个问题开展专项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