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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法治副校长:做孩子心中的“爱豆”
发布时间:2021.02.08  /  浏览次数:84 次  /  作者:法律监督网

2021年2月2日,《检察日报》头版刊登《法治副校长:做孩子心中的“爱豆”》一文,其中介绍了重庆检察机关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内容如下:



◆“法治副校长”历经了从静态“法制”向动态“法治”的更新,法治教育被越来越多地放进治国理政的框架内规划,“中国之治”的基石愈发坚固。
◆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激励着全国检察官法治副校长们在落细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上求极致、见真章。

◆法律条款的扩容,保护网的密织,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升级、优化。保护好孩子,就是在为国家的未来和发展积蓄力量。
至今,那份一笔一画手写的教案,仍令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难忘。
2019年,在被聘为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中小学的法治副校长后,方燕向连续三年担任法治副校长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请教如何写教案。“首席大检察官手写教案,认真备课,用的都是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方燕坦言感动又佩服。
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习近平法治思想言简意深。对于法治副校长而言,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让法治精神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手写教案的一字一句,无不是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渝初心的贯彻。


立法明确,重任千钧



尽管已过去两年有余,2018年9月1日,时任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钮小桦为张军检察长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一位学生代表为张军检察长佩戴校徽的一幕,却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烙刻下了重要印记,也定格在了全国3.3万余名检察官法治副校长们的记忆里,激励着32个省级检察院检察长、3100余名市、县级检察院检察长带着生动纷呈的法治课走进课堂。
2020年 11月 20日,“世界儿童日”,最高检23位领导干部喜获“新职”,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的队伍再次“壮大”了。“法治副校长是主业不是副业,是责任不是权力。”“担任法治副校长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项重要举措,给孩子们上好法治课,就是建设中国法治的未来。”张军检察长对“新任”法治副校长殷殷嘱托。
法治副校长制度,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散发着循法而治的底蕴。从1995年原国家教委牵头印发《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到2000年中央明确要求各地“配齐配强中小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再到多年实践发展后主体范围不再局限于政法系统,“法治副校长”历经了从静态“法制”向动态“法治”的更新,法治教育被越来越多地放进治国理政的框架内规划,“中国之治”的基石愈发坚固。
顺时而改,因势而新。2020年10月,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这是法律对检察机关致力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所作努力的充分肯定,同时也赋予了检察机关更重的责任。”方燕表示。
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既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也是落实宪法法律规定的法治责任,是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教育更高需求的社会责任。
检察机关“在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中承上启下”“是唯一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政法机关”,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李红勃认为,按照“谁执法谁普法”原则要求,在履行好未成年人保护这份千钧重任上,检察机关责无旁贷。
重任千钧,是压力,更是信任。
2015年底,最高检设立了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经过3年多的经验积累,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2018年底,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专门批准最高检设立未成年人检察厅——第九检察厅,这是司法机关唯一一家未成年人保护专门机构。此举被认为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创举。
回忆起2019年在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讲授的家庭教育法治课,四川省检察院检察长冯键记忆犹新。“第一天就有400余位家长自愿报名。结束后不久,还收到学校家委会赠送的一封感谢信。”近期,冯键准备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切入点,讲授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
四面环山的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地处滇中腹地,有些农村学校每学年接纳回族、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学生达百人以上。红塔区检察院5位领导带头担任了5所农村以及少数民族学校法治副校长。
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官法治副校长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覆盖师生7061万人,组织法治讲座7.2万次。


躬身其中,实效彰显



170余位在校生中,30多位是聋哑孩子,其余均有中高度智力障碍。这所特殊学校里,不少孩子义务教育结束即失学,前途迷茫。
始于一次检察开放日的初见,江苏省沛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王茹做了她认为是2020年最正确的决定,担任这所特殊学校的法治副校长,帮助学校申请建立职业高中部,计划2021年协调开设烘焙、汽车美容、电子商务等技能培训课程……她迈出的帮扶脚步越走越坚定。
他们在爸妈看不到的地方悄悄长大,在稚嫩的年纪就可以喂猪、烧火、做饭;他来自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检察院,心系留守儿童。在法治副校长制度的“牵引”下,他们和他相遇了。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孙宽一成了留守儿童占比较大的一所小学的法治辅导员。一“上任”,他就忙着定制专属的法治教育课程,制作“留守儿童的心声”电台节目,耐心开展心理疏导,注重孩子们内心自信体系的重建……
以往青少年法治教育成效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法治教育内容停留在“知法”层面。那么,如何完善实践教学、提升法治教育水平?CCTV2020年度法治人物,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章春燕对此颇有心得。
设立“春燕学堂”,让孩子以沉浸式体验等方式感受司法的宽严相济;思考如何让法律流行起来,用解说电影的形式普及法律……章春燕用实际行动回应了2013年该院未成年人检察科成立之初被问及的那个问题:“你们是‘国家公诉人’还是‘国家保姆’?”“我们是‘国家公诉人’,也是‘国家监护人’。”“检察官也可以成为孩子心中的‘爱豆’。”现在的她有这个底气。
正是众多这样的检察官身体力行,践行着习近平法治思想,在落细落实“普法工作要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上求极致、见真章。
“要敢于向不法侵害说‘不’,不要做‘沉默的羔羊’。”2020年12月4日,第7个“国家宪法日”,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讲授法治课时语重心长地说。最高检党组将“领头雁”效应发挥到了极致,也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上述疑问:法治教育,唯有常态化,方能让孩子将法融入内心,落实于行。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某小学一年级学生小莹在看完检察机关制作的防性侵法治教育宣传片后,悄悄告诉妈妈:“程老师摸过我,跟检察官姐姐说的一样……”该县检察院第一时间介入,引导侦查取证。目前,程某因犯猥亵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据不完全统计,在听完法治教育课后,学生主动举报遭受侵害犯罪线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收到4例,重庆市检察机关收到5例,河北省检察机关收到1例,均经查证属实。
追本溯源,有据可循。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2017年9月1日,《道德与法治》教材开始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投入使用。
不当纸面上、不做挂名的法治副校长,这是检察官法治副校长们的共识。2020年3月疫情期间,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的中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按时收看万全区检察院研发的法治教育视频课程。该课程被万全区教体局列入中小学校必修课程。
这仅是全国多个检察院研发法治课被当地教育部门纳入“道德与法治”课程的一个缩影。


机制创新,保护升级
“法治副校长们要协助学校完善法治教育机制,开展临界预防工作,参与对有不良行为学生的教育矫治,对受侵害学生的保护救助等工作,促进全社会形成保护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在最高检领导干部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会议上,张军检察长为法治副校长职能延伸指明了方法。
2020年,若从法治事件中寻找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当属其中一个。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家庭教育指导等多项制度,可谓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广受瞩目的亮点之一。
细细梳理不难发现,法治副校长们在探索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上独具慧眼,甚至思路超前。
2020年5月,最高检联合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9部门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三个多月后的8月28日,在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河北省石家庄市二中法治副校长丁顺生的协调推动下,河北省检察院、省监察委员会、省教育厅等9部门审议通过了《河北省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及奖惩规则等。随后不久,河北省黄骅市人民医院接到一名已没有生命体征、身上有多处伤痕的孩子,第一时间触发报警程序,堪称“教科书式”的强制报告实践。
“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2019年2月在《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被明确。同年7月4日,由重庆市教委、市检察院开发建设的全国首个省级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平台正式上线。
“这得从重庆市教委开展的一项调研说起。”重庆市检察院检察长、重庆两江育才中学法治副校长贺恒扬打开了“话匣子”,该项调研发现,由于重庆大山区、大库区等特点,点多线长,“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存在薄弱环节。“于是,我院和重庆市教委会签了《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工作暂行办法》。自上线以来,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达4.4万余人。其中,3名涉暴涉毒人员被作禁止招录处理。”
法治副校长们的扎实探索,还与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建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构建起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体系的精神要义相契合。
在重庆,法治副校长们还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莎姐”犯罪预防模式。在贺恒扬的介绍中,与所在学校共同组建帮教小组、推动构建“检察专业力量为主+社会志愿者广泛参与”联动模式等详实又具体。
法律条款的扩容、保护网的密织,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升级优化。保护好孩子,就是在为国家的未来和发展积蓄力量。
一切为了人民,这是法治中国的目标指引。“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孩子。这几乎是一个家庭的核心问题。而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研究,还处于‘洼地’状态。”李红勃所在的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是2020年6月最高检与中国政法大学共同建立的,为推动未成年人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工作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开辟了新路径。
“以法治副校长制度为抓手,用法治精神滋养孩子们的成长,让敬畏规则、崇尚法治成为他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信仰。”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说出了全国检察官们的心声。
“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3年时间里,检察官们巡讲9.65万次,覆盖10.8万所学校、8050万名师生。“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再出发——走进三区三州”活动,检察官们在108所学校巡讲170次,覆盖师生7.8万人。
一组组温暖人心的数字背后,彰显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温度和力量。构建法治中国新境界、教育治理新格局,为了这个目标,检察官步履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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